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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是因为裁冗的主持者，往往拥有判定谁是“冗”的权力。比如，骆思恭在清理锦衣卫的冗员时，就能让孙光先走，海镇涛留。而天启朝的吏部尚书赵南星，在天启三年主持京察，开展大规模的饬吏、清冗时，就利用了手里的权力定点打击了一大批非东林党的官员。这导致剩下的乡党成员，直接倒向了正在崛起的魏忠贤，并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凝聚力，组成了一个名为“阉党”的怪物。

    　　但朱常洛认为，方从哲这时候应该不是这么想的。因为在之前的东林党案中，方从哲的第一反应是请求骆思恭收敛，不要扩大打击面。之后甚至上表请辞，主动承担责任。

    　　更关键的是，方从哲虽是浙党领袖，祖籍德清，但他却是土生土长的北直隶大兴县人，他身上挂着锦衣卫的军籍，不是大户出身，在浙江也没有田。唯一的儿子方世鸿身上没有官职，也不想当继续当官，是一个纯粹的，脑子里只有打围子狎妓这种低级趣味的人。说得更直白一些，虽然方从哲不是什么清廉如水的人，该收受的常例孝敬一点儿也没落下，但这是内阁首辅这个位置给它的。浙党的党派利益对他来说没什么意义。

    　　果然，当朱常洛问出“谁来清，怎么整？”这个问题的时候，方从哲回答道：“臣以为，应当以张文忠拟制之《考成法》为准，并择选钦差办事官进行会考。对外廷之六部，五寺，各司，各院，各监进行全面而彻底的考察。裁汰冗员，节省开支。”

    　　别看万历皇帝久不临朝，有缺不补，但这只是对中央枢机、地方衙门的主官以及科道言官来论的。他老人家三十多年不临朝的时候，科举和绝大多数不需要他老人亲自点头批准的恩荫和官授还是正常进行的。比如，徐光启就是万历三十二年的进士，并在万历三十五年被授予了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

    　　“会考？像法司会审那样？”朱常洛问道。

    　　“臣就是这个意思。”方从哲肯定道。

    　　“首辅点名吧。”朱常洛颔首。

    　　“东阁大学士刘一燝、沈，吏部尚书周嘉谟，都察院左都御史张问达，大理寺卿何宗彦。”方从哲在家里就酝酿好了这个名单，只要皇上下定决心整饬吏治，就算皇上这时候不问，他也会以内阁的名义上疏。

    　　“还真均衡啊。”朱常洛点点头。东林党、浙党、“帝党”，就差没把王安塞进去了。“准了，但先压住。让北京安安稳稳地过个年吧。”

    　　“遵旨。”方从哲拱手。

    　　“节流的事情说完了。”朱常洛又颔首道：“再说说开源。户部为朝廷聚财。李卿，你署理户部近十年，有什么可以说道的情况吗？”打过几次交道之后，朱常洛对李汝华的印象还是相当不错的。

    　　李汝华拱手说：“臣初为官时，曾出阅甘肃边务，亦曾巡抚江西。臣观国财之窘，一在需索过多，征调过频，滥发民力。二在各级官吏欲壑难填。”

    　　“地方各级衙门、各级官员，莫不以每岁夏税秋粮为利窟，千方百计地侵盗中饱。他们减贪的手段层出不穷，往往找各种理由一税多征，令庶民缴纳超额之粮，使朝廷之轻税变为重课。”

    　　“钱粮收缴到手，他们又拖延起运。如果不派人核查催收，他们甚至敢于将之报为损耗，直接贪墨记在赋役黄册上的银粮。农民缴了粮，朝廷没收着，却养肥了经手的官僚、吏胥、衙役人等。此所谓民匮国穷而墨吏肥。”

    　　“故臣以为。杜绝中饱，勿使惟正之供落入贪吏之囊橐，方能足国裕民。”李汝华建议道。

    　　“唔。杜绝中饱，防止贪官污吏侵贪正供”朱常洛点点头。“小修小补，总比没有得好。说说怎么做吧。”

    　　尽管被皇帝说的“小修小补”惊得一愣，但李汝华还是重咳两声，清嗓奏道：“征赋课税，无非收、运、解、纳，四个环节。”

    　　“臣以为，应当敕行各省巡抚，各州巡按，令其严督所部。如果管粮官员索取常例，扣除余价，及滥发力役，乘机侵盗，当严缉重治。若巡抚、巡按等掌印官失于防嫌，与所属管粮官员蝇营狗苟、首鼠侵克之事，即一体参处，绝不姑息。”

    　　“同时应当敕地方巡抚、巡按。令其亲自查验应输京库之钱粮，核验起解，不得滥恶，苟且充数。至于运输途中所征发的力役，则决不能让巨猾积棍混肆包揽。”

    　　“至于交纳，应当委派司官一员，会同巡视科道，逐一拣查，果无滥恶，方与进入。如该库内外人等，有仍前妄行需索，鞭挞凌轿，迫苦解役，致损国课，则听科道言官据实参奏。严惩不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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