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二十词

    深圳二十年,是全新的二十年。二十年发生了许多新鲜事,也创造了许多新鲜的词。二十年里选二十个词不一定能全部包容此间的历史,但它却是这二十年间的鲜活的瞬间,每当我们提起它,都能想起一段往事,抒发一种情怀,慨叹今昔,喜迎未来……

    深圳速度

    80年代第一春,深圳拉开了建设特区的帷幕。一座座钢筋水泥浇铸的大小楼体,宛若雨后春笋,拔地而起。1984年3月15日,新华社报道,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施工单位创造了3天建成一层楼的建筑史上的新纪录,标志着我国超高层建筑工艺及速度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从此, “三天一层楼”成为享誉中外的“深圳速度”的象征,载入了特区建设的史册。如今历时仅37个月建成的53层高的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早已超出在1984年保持中国大厦群中的第一高度的纪录,但它当年的速度与建设者的精神,却永远是改革开放的一笔财富。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最早提出时间就是金钱”的是富兰克林的《致青年商人》一书,后来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一文中也说过。可真正让这话成为口号的还是深圳蛇口。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早期,蛇口工业区领导人袁庚在香港代表招商局与香港一集团签署合约,受到港人周末抢时存款的启发,回到蛇口便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口号,很快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从蛇口到整个特区,进而风行全国,引发和振动了人们的时间观念、效率观念,成为内地美誉“特区速度”的有力佐证。

    开荒牛

    今天来深圳的人还能看到在市政府门口有一座巨形的牛,人们叫它开荒牛。

    特区初创时期,市委提倡“开荒牛”精神,体现了特区创业者勇于开拓和艰苦奋斗的精神。随后,在特区建设取得初步发展时,又将“开荒牛”精神的内涵发展为“开拓、创新、献身”的“特区精神”。199 0年,特区已经走完它的第一个十年历程,市委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和不断发展的形势对深圳人的要求,对“特区精神”赋予了新的内涵,进一步概括为“开拓、创新、团结、奉献”八个字,并把“特区精神”扩大为“深圳精神”。

    作为深圳精神的象征,开荒牛雕塑像成为人们与这个城市合影的首选。

    三资企业

    三资企业的建立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决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产物。三资企业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经营企业的合称。早期,深圳经济特区在引进外资中,普遍采取中外合资(合作)的形式办企业,受到客商的普遍欢迎,收到良好的效果。但许多外国投资者、港澳华侨投资者因为技术保密,有的掌握企业的经营管理权,有的为了更多地获取企业利润,有的对某些经营方式不习惯,或还有思想顾虑,不愿意采取中外合资的方式。特区允许客商独资经营企业消除了他们这些顾虑,大胆向特区投资。由于客商在深圳投资普遍赢利,获得高于国际资本平均利率的利润,因此,他们投资的信心越来越足,三资企业在深圳发展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好。

    义工

    深圳市义务工作者联合会,简称义工联,成立于1990年6月,是由共青团深圳市委发起成立,由志愿为市民,特别是为青少年服务的社会各界人士组成的社会团体。

    “萝卜头”是义工联网站“漂流瓶的站长,他是94年参加义工联的。他认为人生的三大乐事之一就是做义工。他第一次到福利院,透过婴儿床高高的围栏缝隙,看见一个个咿咿呀呀躺着、趴着、站着的小家伙,心里就不由涌起一股怜惜。他和其他义工一起给这些小家伙洗澡,和他们玩耍,看到他们和其他有家的孩子一样天真灿烂的笑容,他有说不出的快乐。他和义工就这样结下了不解之缘。深圳市委书记曾高度评价道:“义工精神是深圳精神的完美体现。

    一位义工这样解释她几年如一日志愿为社会服务的原因:因为我有慈祥的双亲,所以我希望天下的老人都能安度晚年;因为我有快乐的童年,所以我希望所有的儿童都幸福快乐;因为我有美满的家庭,所以我希望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因为我有一份安定的工作,所以我希望我的同龄人都能安居乐业。为了报答社会对我的厚爱,我要为我们的社会和身边的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尽一点微薄之力。

    供楼

    在深圳某公司做主管的林先生到了成家的时候了,他很希望搬出公司的那间单人宿舍,将来能和太太住在属于自己的宽敞舒适的房子里。林先生和女友的收入虽都算颇丰,但要买房却仍显拮据。然而就在1985年4月,他们听到了好消息:中国建设银行在深圳率先开办了楼宇按揭贷款服务。这是一种由购房者用所购住房做抵押并由其所购买住房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供担保的个人住房贷款。他咨询了有关情况,和女友挑选了一套商品房,在5月的一天兴冲冲地来到了中国建行深圳分行。他把身份证、户口本、自己经济收入稳定的证明和他与房地产公司签的买房合同一一摆开,取得了住房贷款资格。银行很快为他们付清了购房款,林先生一家终于住进了自己的房子。当然以后的每个月林先生一家的收入不仅要供吃供穿供玩还要供楼,即留出一部分工资偿还给银行。根据他们与银行签订的十年还款期限,1994年林先生向银行付清了全部房款和利息。楼宇按揭贷款让许多深圳人率先在全国圆了“买房梦。

    老板

    初到深圳,去小饭馆吃饭,一进门,服务小姐就甜甜地问一声:“老板,要吃点什么?”我心里暗笑:这小姐真不懂得看人,就我这副落魄相还“ 老板。在过去,老板是有资产的人,现在,只要是客人,你就是老板,因为你是个“投资”的人。

    后来我发现,在街上有人叫我“老板”,回到公司,大家要叫公司经理为“老板”,因为他是给大家发钱的人。连修鞋的都成了“老板” 了,也就不把老板当什么了。或者它就是初级阶段的一个称呼的过渡词。

    下海

    “下海”一词不知出于何典,听说一九四五年前在上海,将少妇少女去舞厅当舞女称为“下海”,“海”者,舞池也;又,酷爱京剧的票友正式成为京剧演员,也叫“下海”。总之,似乎和商业无关。1949年后,此词沉寂多年,到了九十年代,“下海”一夜间又变成时髦动词,然而此“下海”已非彼“下海”,却是专指干部、作家、学者等行政、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从事商业活动而言了。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深圳特区是下海者弄潮的最理想去处。自90年代初期起,大批的文人、学者、科技人员南下深圳创业,造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奇特文化现象。经过十几年的拼搏,有的人已经“上了岸”,但是下海现象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冲击却一浪高过一浪,现在,没有人会再对老教师退休做买卖、处长停薪留职闯市场这样的事情“另眼看待”了。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讲,下海恰恰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成功的最有力证明。

    炒更

    “炒更”就是在业余时间找别的工作赚钱。炒更的队伍里既有跃跃欲试想当一回“校园老板”的在校学生,也不乏德高望重的学者、文人和科技人员。某舞蹈学院三年级的王小姐早在大二时就加入了“炒更”的行列,在最高时一个月能挣到5000多元,俨然成为同学当中的“资产阶级”;深圳某校计算机系的一位教授利用业余时间给电脑公司开发软件,数月间已挣回了30多万元,真正实现了用自己的知识创造财富的理想。日前广东省有关部门向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广东省技术市场条例(草案)》,其中除了规定广东科技人员利用职务技术成果发财,以及利用业余时间以技术“炒更”将成为合法外,还明确规定:技术成果的持有者可以采用技术转让、技术作价投资的方式进行交易。炒更的队伍正在不断壮大,炒更者涉及的行业也越来越广,这应该是一个可喜的社会现象。

    外引内联

    自1978年宝安出口商品基地办公室引进了第一个仅有14名工人的“威丝”厂开始,许多港商纷纷来到深圳投资建厂。成立特区后,中央赋予深圳的特殊政策和优惠条件更是极大地吸引着外商前来投资。从80年代的“三来一补”企业、90年代的“三资企业”到现在所占比例越来越重的高新技术产业,深圳特区引进外资的工作不断向高层次发展,引进的外资来源已发展到五大洲的几十个国家。内联是深圳经济的基础。历史上的深圳是一个地处边陲的小镇,几乎谈不上什么投资环境,如果不依靠祖国内地的大力支援,深圳的开发建设将失去启动力量,引进外资的工作也难以顺利进行。实行了“外引”与“内联”相结合的方针,特区才能获得更多的资金、设备、原材料和大批优秀人才,形成更好的外资投资环境,也有利于国内企业更好地吸收、消化国际市场消息、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设备,更有利于发挥特区的窗口和试验场作用。

    股份公司

    深圳这个城是在村上建立起来的。有了城市后的农村,走的是一条农村城市化发展的道路,建立股份公司便是这种全新的社会主义农村城市化发展道路的一个主要特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万丰村,1984年在我国农村首先实行了股份制,这种有别于传统社会主义农村的经济模式是加速实现中国农村城市化发展的一种有益尝试。现在万丰村在共有制经济之下,发展了64家企业,拥有固定资产4亿元,在国内各省的许多地区都注册设立了公司,并参股与深圳市的3家公司。在“万丰模式”的带动下,深圳罗湖、福田、南山3个区的原68个行政村改建为100个城市居委会,并在原行政村的基础上,新组建66家集体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众多的实例证明了在农村实行股份制,通过股份制形式,建立公有制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万丰模式”是成功的,它是深圳农村城市化发展史上的一个亮点。

    小政府大市场

    “大市场、小政府”是深圳特区为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改革旧的行政管理体制过程中明确的一个改革目标。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特区政府依据政企分开和“精简、廉洁、高效 ”的原则,通过精简机构、创建特区宏观调控体系、加强立法监督等手段于1981年、1984年、1986年和1988年分别对政府机构进行了4次改革和局部调整,取得了简政放权和提高工作效率的显著成果。

    但是进入90年代后,这些改革已不能跟上逐渐加快的经济发展步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市委、市政府充分认识到转变政府职能的必要性,继续对旧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力求做到既重视充分发挥市场经济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基础性作用,又重视利用好政府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主导性作用,达到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新的、能使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增长的市场管理新体制的目标。

    这场“大市场、小政府”的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20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它还将进一步推向深入,邓小平同志曾把这次体制改革比作 “是一场革命”,他说:“如果不搞这场革命,人民不能容忍,我们党也不能容忍。”

    外来工

    在深圳特区建设的历程中,外来工是一群不可忽视的建设主力,他们用自己的青春、智慧和热情在改革开放的历史上刻画出一幅壮美的画卷———1982年隆冬,1 00多节军车,满载来自全国各地的两万名基建工程部队官兵来到南国边陲的深圳,他们是奉命集体转业参加大规模开发建设深圳经济特区的。与此同时,全国10余万建筑大军纷纷南下,会战深圳,“万丈高楼平地起”是他们的梦想。不久,内地许多不甘寂寞的热血青年,在改革大潮的裹挟下,不远千里来深圳求职……1989年,人们惊呼:“百万劳工下深圳了。”他们当中有农民、工人、技术员、工程师、教师……几乎包含了特区所需要的从低级到高级的所有门类、所有层次的劳动力。这是一支多么庞大的南征生力军呵。可以说,深圳每一座大厦的矗起,每一个经济指示的突破,都饱含着外来工的汗水甚至辛酸。

    炒鱿鱼

    过去,人们将国营企事业单位以固定工为主体的用工制度所存在的弊病形象地称为“铁饭碗”。劳动力一经国家分配或招作为固定职工,只要不犯特别严重的错误而受开除处分,就能终身保有固定职工身份,职工只能进不能出,单位也无法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节,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1986年我国开始在用工方面逐步推行合同制,于是“炒鱿鱼” 一词便应运而生。这个词就是指用人单位中止对某些职工的聘请和录用。在企业的招工、招聘时,有一定的试用期,在试用期内,职工若有不符合招工条件的,单位就有权“炒”其“鱿鱼”;职工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犯有严重错误,经多次教育无效的,也可能被“炒鱿鱼”。这样一来,“铁饭碗”不复存在,职工不再高枕无忧,因为随时有被“炒鱿鱼”的危险,工作起来也会更认真,企业效益也相应带动起来了。

    打卡

    “我不吃早饭了,我要赶着去打卡。”今天,不论在城市街头匆匆奔走的打工族里,还是在办公室闲暇时聊天的白领里,你都可以听到“打卡”这个词。“打卡”制是随着三资企业在深圳的扎根从而被引进的,由它代替传统的考勤方式显然更为方便、快捷,当然也更为严格。把那小小的磁卡往感应器上这么一刷,有没有迟到,有没有早退,全被一一记录在案,来不得半点求情,半点通融。

    办证

    每一个从外地来深圳的人,都必须持“边境通行证”,到了边境检查站,就有一个表情严肃的武警同志过来检查,如果没有证或是假证,对不起,请你下车走一趟。入深圳要办证,去沙头角购物也要办证。中英街由于地理位置特殊,一律都得凭特许通行证进出。所以“办证”就成了一个深圳特有的词。办证,既有地理的意义,又有政治的意义,还有经济的意义。

    打的

    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中期,出门“打的”是一种时髦、大款的象征。不论什么时候,不论要到什么地方,走出门去潇洒地往路边一站,理直气壮地喊一声“的士! ”,总避不开身边等着挤公车的人投来的羡慕的目光。的士车的投放的确给深圳市民带来了极大的方便,速度快不说,更重要的是的士任何地方都能到达,真正做到了“有路就有车”,而且,的士一天24小时都有。以前朋友们聚会时那句最让人扫兴的“我得走了,要赶最后一班车” 的话也不再有人说了。在时针指向公元21世纪的今天,出门打的已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了,现在时兴的是“私家车”。要了解经济建设的成果,看人们对交通工具的态度就行了。

    跳槽

    有人说那个“槽”是源于马槽,有人说是别的什么。这些不用管它了,现实的意义是,工作不再是终身的,你随时可以再做选择。那种不论效益好坏,兴趣如何,一辈子死守一个工作的时代随着改革开放结束了。现在人们不仅可以“跳槽”,跳的动作还多了几个。可“横向”跳,也可“纵向”跳。“横向”是指从这个行业换成那个行业,从这个单位调到那个单位,薪水什么的不一定有加减,一般跟个人的兴趣爱好有关;“纵向跳槽”是指在职位的跳级,在这里是业务员,到那里成了经理,在这里薪水2000,换个地方变成3000。跳跃中改变了位置,跳跃中实现了自我。

    私家车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70年时代姑娘们择偶开出的“四大件”标准是什么?有房、有车、有钞票、有位子(指官位)?非也!那个年代哪会有这么高的生活水准呢,顶多也就敢问问“有单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吗?”然而,时隔二十年,听听现在的深圳的姑娘都是怎么择偶的——不管熟不熟,见了面先来一句“有私家车吗?”,风轻云淡的。真了不得,有车,还得是“私家”的!嘘!别那么大惊小怪。在现在的深圳,有私家车可没啥特别的,有了银行的贷款服务,普通的工薪阶层一样可以轻轻松松地晋升为“有车族”,私家车不再是“款爷”的专利了。天天在交管局排长龙的不是等着办私家车入户手续的还能是什么?大家这么忙乎图什么?当然是图方便,图风光啦。你有私家车了吗?

    炒股

    “今天股市是‘熊’了还是‘牛’了?”这句话早已取代了当年那句傻呵呵的“你吃了吗”。炒股票成了今天深圳人生活的一部分,和上班吃饭一样平常,也一样重要。

    深圳股市的开创起源于1987年深圳发展银行的建立。这是一家由1 6个信用社联合组建的中国第一个拥有个人股份的商业银行,它建立后所面临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发行股票。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对股票的销售反应冷淡,许多人都拒绝认购股票,倒是一些不明就理的农民出资购买,成为中国第一批大股东。1988年4月7日,深圳发展银行作为中国第一家股票上市银行,在深圳特区证券公司营业部挂牌交易,意外的是市场形势一片大好,深圳股市完成了从发行市场到流通市场的关键一步。深圳发展银行第一年高红利的投资回报唤起了深圳人对炒股发家的热望。1990年初,由于几家上市公司效益显著,分红派息收益可观,人们的股票投资意识骤然增强,股票成为抢手货,越来越多的炒股发家事例被不停地流传着:有位老太太买下了1千元股票,一转手竟卖了 1万元;有位退休干部,靠卖股票一夜间净赚了10万元……炒股的热潮由深圳迅速地向全国扩散,成为时刻牵动人们经济神经的热点话题

——来自网上